曹鸿鸣是江苏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在长期的工作中他注意到，我国是棉花生产和消费大国，近十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平均占世界的15.7%，总产占世界的26.9%，最高年份达到30%。随着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原棉消费已占世界的40%，国内棉花呈现出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但由于棉花扶持政策不够、棉价不稳、用工成本增加以及气候影响等原因，种棉效益降低，棉农种棉积极性不高，棉花面积有逐年减少的趋势，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构成威胁。

曹鸿鸣以山东省武城县为例分析说，全县65万亩耕地，常年植棉面积都在40万亩以上。但近几年来，棉花面积和总产呈下降趋势。2008年棉花面积是40.52万亩，总产3.77万吨；2009年是36万亩，总产3.3万吨，2010年面积降到了30万亩，总产2.88万吨。这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他告诉记者，由于近几年来棉花的收购价格一直不稳定，棉农积极性受到影响。据调查显示，种粮亩纯收入虽比种棉少，但种粮食从播种到收获可完全机械化操作，田间用工比种棉花少5-10个，节省下来的工时却能创收400-800元。而棉花生产机械化程度地，从播种到采摘，加上田间喷药、修棉都是人工操作，束缚劳力，综合效益不如种粮高。

同时，由于近几年大部分棉田基础设施老化，棉田基本建设放松，旱能浇涝能排的棉田所占比例较少。棉花丰欠主要取决于“老天”。棉花生产期比较长，遭受自然灾害的几率就大。影响棉花质量和销售价格，有的还造成棉花减产。

曹鸿鸣分析说，同样是种植农作物，种粮食除良种补贴外，还有综合补贴和生产资料补贴每亩近100元，粮食收购还有保护价，降低了农民的种粮风险。国家对粮食产生大县和种粮大户还有奖励，而棉花只有每亩15元的良种补贴，难以调动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他认为，棉花生产成本高，植棉效益低，棉花用工量又高于粮食，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确保棉农合理收益，稳定棉花面积。第一是将棉花列入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范围，对植棉给予适当补贴，使粮棉比价维持在合理的水平。第二是出台棉花最低收购价。当市场价格高于最低保护收购价时，由国家指定有资质的棉花企业托市收购，差价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第三是加大棉花储备力度。当棉花相对过剩、棉农卖棉难时，国家以保护价收购，增加储备。当棉价较高时抛售储备棉平抑价格。第四是对棉花生产大县和植棉大户进行表彰奖励及政策扶持。

曹鸿鸣将以上内容作为建议提交给了全国政协会议。财政部收到建议后，对此极为重视。具体办理此项建议的经济建设司商业处经过多方沟通协调、调查研究，在最快的时间内给予了答复。

商业处负责人指出，近年来，国家通过采取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国家储备调节等措施，多渠道入手，提高农民种棉积极性。对曹鸿鸣委员提出的实施棉花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产棉大县奖励等建议，将结合建立主要农产品补贴制度体系一并统筹研究。

同时，为提高农民种棉积极性，2011年上半年，财政部会同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已经建立了棉花临时收储制度。按照临时收储制度设计，当市场价格低于临时收储价时，国家启动临时收储，按临时收储价敞开收购皮棉。这项政策的出台实施对稳定棉花市场，鼓励农民种棉发挥了积极作用。

该负责人表示，国家还建立了棉花储备制度，通过多年来的调整完善，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棉花收储和投放机制。一方面，在国内棉花供大于求时启动收储，解决农民卖棉难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内棉花供不应求时，启动抛储，缓解企业用棉困难。此外，还根据国内需求和国际市场变化，适时进口增加储备。棉花储备制度的实施对稳定棉花市场，促进棉花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2011年上半年，为适应调控形势需要又进一步加大了棉花储备力度，增强了政府调控能力。

关于加大对棉花生产扶持的建议，商业处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棉花生产的财政补贴政策。一是实施农作物良种补贴政策。中央财政按农作物实际种植面积和一定补贴标准对农民和农场职工购买、繁育和使用农作物良种给予补助，其中棉花良种补贴已实现全覆盖。二是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为支持农业规模化经营，自2004年起，国家启动实施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民、农场职工、农业专业户及生产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购买或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补贴，补贴金额为农机购置金额的30%。为体现对棉花产业的支持，在一般农业机械补贴上限5万元的情况下，采棉机补贴上限为20万元。三是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目前，全国13个棉花主产省份均属于农业综合开发扶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