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九研究所所史馆里，看似平常的物件，诉说的却是中国核武器研发历程中最艰辛、最壮阔的一段时光。朱光亚、王淦昌、于敏都曾在九所工作过，都是核物理学家。清明节前夕，《面对面》记者和朱光亚、王淦昌、于敏的子女一起来到九所新建的纪念馆，重温“两弹一星功勋”的感人故事和那段难忘的激情岁月。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朱光亚，朱明远的父亲。1959年，34岁的朱光亚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承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技术领导的重担。

很多年后，人们把九所的工作精炼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为了这个工作而改名的人中，还有王遵明的父亲王淦昌。

记者：您父亲当时在美国物理界是很有名的。

王遵明：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因为他有一定知名度，为了保密起见就把他叫王京，不许用王淦昌，十七年都这样。那时候，刘杰、钱三强接见他，让他转行，他就说了以身许国。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这是王淦昌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说过的话。1934年，他回到祖国，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基本粒子领域的研究，多次取得国际物理学界瞩目的成果。1961年，中央希望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参加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核武器研究，55岁的王淦昌给出了“我愿以身许国”的回答。那之后，世界上少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多了一个投身于核研究的王京。

为了核武器的研发，同样转变研究方向的，还有于辛的父亲于敏。

从1960年底开始，于敏放弃自己擅长的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向我国第一枚氢弹的研制工作。1965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与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合作，带领一群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起集中进行氢弹技术的攻关。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历史上，九所的功绩意义非凡，但对于王遵明、朱明远和于辛来说，九所给了他们一个忙碌的、经常出差、很少见面的父亲。

氢弹是公认的在原理和结构上都十分复杂的系统，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是一片空白，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计算设计模型，经过“百日会战”，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为中国的氢弹研究立下了首功。这个过程中的压力和煎熬，外人难以想象，懵懂的少年更是无从了解。

于辛：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父亲很少带我出去玩，但是我非常喜欢听我父亲给我讲故事。偶尔我们会去颐和园，我记得最深的是颐和园长廊，我现在也经常去那儿走路看长廊上的画，隔一个或两个就是一个古典故事。比如，小的时候我父亲带着我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给我讲，他的文学基础非常好，当时我非常想听，也很缠着我父亲，但是机会很少。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天，10岁的朱明远从《人民日报》号外得知了这一消息。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举国欢庆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王遵明隐约感到这件事和父亲有关。

1967年6月17日，好消息再次传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成功，也为九所的孩子们提供了线索，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有了破解父亲工作之谜的能力。

朱明远：1967年氢弹都爆了，但是院里的小孩谁都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天，突然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就提出一个问题，说我们爸爸妈妈是干什么，干什么工作的。我们都傻眼了，不知道，他可能已经有点意识了。所以，他就说咱们对一下，就是每次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他们是不是都不在北京?这一对对出来了，试验完了，结束以后，陆陆续续都回来了，爆炸那时候人不在北京，我们就这么把这事给解出来了，对了，他们都是搞核武器的。

短短几年之内，科研人员又完成了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以及地下核试验。百废待兴的中国，实现了核武器从无到有的突破，而中国核事业的开拓者所经历的困难和艰辛，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

1978年，王淦昌从核试验基地调回北京，担任当时的核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这时，王淦昌已经年过七旬，但他丝毫没有停歇。

记者：七十多岁回来，按理说从年纪上也可以退休了。

王遵明：科学家没有退休，他脑子不会休息的，他老是在那想问题。我发现我父亲有时候我就观察他，他每天要睡觉，中午睡觉，他躺在那。有时候我就看他，并没有在那睡着，他就躺在那想思考问题，有时候他忽然说，谁谁谁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我有个想法，他就是这样。没准就是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他就是这样，到他去世，从来没有退休过，他永远在那干。

调回北京之后，王淦昌积极推进我国核能的和平利用，他与其他